日前，合肥某大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张劲（化名）坦陈了自己在与医疗回扣抗击10年后被迫“曲线救国”——把4万余元回扣转捐给“春蕾”失学女童。这也终于解开了创下安徽个人捐助历史最高纪录的“李存田”之谜（8月14日《重庆晨报》）。
　　转捐事件一经披露，立即引起轩然大波。就这则新闻，论坛上议论纷纷：赞许者众多，感慨者有之，微词也不绝于耳——“受贿的钱用于捐赠还是受贿”，“收都收了，还假装什么捐出”……但是，张劲大夫对医疗回扣的深恶痛绝是毋庸置疑的，实在拒绝不了才化名转捐，为何公众的评价如此殊异？
　　其实，红包也好回扣也罢，考验的都是医生的职业道德底线。此前，北京市卫生局曾明确表示，不将红包视作商业贿赂，结果备受非议。在笔者看来，红包和回扣在本质上并无区别，表现形式上的差别仅在于：前者是凭医术获得的额外收益，后者则是赤裸裸的商业交易中的中介性收益。而红包之所以屡禁不止，和医生队伍中缺德者越来越多有关，以至于患者不得不用金钱“让”其恪守道德；回扣之于医生，则多数情况下是追逐利益的所得。
　　合肥的这位张大夫显然是“另类”的。这里所谓的“类”，其实是潜规则的代名词。张大夫因为不守潜规则，吃尽苦头，最后还是被迫和同事一起“享受”回扣。从整体上看，张大夫拿回扣是不光彩的，然而从个体上说，“同流而不合污”的评价无疑相当中肯。因为这是最难得的举动，也是一个医生用其最起码的良知反抗邪恶的表现。苛求他，只能使卫生系统仅存的良知火种愈发濒危。鼓励而不是冷嘲热讽，支持而不是打击报复，才是拯救医生良知的最好行动。
　　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转捐回扣是中国医疗卫生系统里非常壮烈的一幕，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，因为这表明正义的力量暂时无法占据上风，邪恶的东西还在主宰某个领域。转捐回扣不仅反映出收受回扣者内心的矛盾，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医疗卫生系统职业道德建设的岌岌可危。北京市卫生局不愿和“红包”过招、合肥市卫生局当医疗回扣的“守门员”，无不证明了行业腐败不能在行业内部解决。否则，再多的张大夫也架不住潜规则的压力。
　　因此，张大夫的遭遇和壮举具有标志性意义：要解决医院的回扣、红包问题，不能幻想着让卫生系统的纪检监察部门自己去查处，或者制定处理的规则。